一位老人令我回忆终生，垂泪肃然。其廉洁，如松如竹，两袖清风，正义而傲骨，贫其一生，足以感天地矣。

　　老人即我父。

　　生前，他位至正处，官至副厂长、厂长，是我们小山村至今最大的“官”，死后，却未留下半分遗产。

　　上个世纪，六十年代，他在德山某厂任党委书记；七十年代，在津市某大型国企任厂长至改革初期，九十年代，调至烟机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兼党委书记直到退休。

　　“我，一个农民的儿子，能有今天的权力，全是党给的。我不会用手里的权谋半点私利。”他曾用这样直白的语言对我说。

　　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在某乡中学任教，收入微薄，生活十分清贫，那年喜得儿子，很多同事建议我办满月酒。可实在无酒席钱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求正任厂长的父亲。

　　我对他说，钢材或汽油的平价跟议价的差价很大，能不能弄几吨平价指标?我卖了，为儿子办酒席。

　　他慈祥地看着我，久久不说话，后坚决地摇摇头。

　　记得那次他给我讲了很久，大意是说，他一生守廉，未做过一件让自己心里不安的事，这事，是很容易做，但，做了，他的后半生会天天不得安宁。

　　他最后告诉我，酒席还是要办，添了孙子，且有不办酒席之理。他笑着说，我出一点，我去求你的几个姐姐，要她们各出一点，不就成了?

　　酒席在乡村小酒店举行，父亲拿出全部的积蓄几百元，我的三个姐姐也在父亲的要求下各自凑了几百。酒席虽然简朴，但我看到亲朋们举杯欢笑的场景，心里很踏实，也很感激父亲。

　　老父退休前，任烟机厂党委书记副厂长，主管生产、销售、车队等，可谓厂里的内当家，因为他的廉洁，受到普通工人的尊重。

　　记得，有一年的春节，父亲和全家人到乡下拜年去了，我独自在烟机守家。临走，父亲交代我，如有人拜年，就把来人的名字记好。

　　果然，我在家几天，就有十多个人提着烟酒拜年，我无法拒接，就按照父亲的要求，一一记好名字。父亲回来后，就按照名字，给这些人回拜。最令我难以忘怀的，是一个家在农村的工人，提了几个鸡蛋，一只鸡，来给老父拜年，他说，他不是拜年，而是他要感谢父亲对他的关心，他说，父亲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厂长，对普通工人的照顾，真是体贴入微，他无以回报，用自家的鸡蛋，是表达对父亲的尊敬。父亲后来专门请这位工人到家吃饭，并亲自下厨。

　　他退休后，由于母亲一直没有工作，在厂里只作了几年临时工，父亲心里总担一心他的那点退休工资养活不了他俩，他请求厂里给他一份临时工，厂长答应了他。

　　在宿舍区，有一个看门的空缺，每天上班10小时，月薪200元。他很快就答应了。被我们几姊妹知道，大家坚决反对，都以为老父这样做太丢人了，一个厂长，退休了，一下子成了看门的，儿女们的脸往哪儿放?再说，区区200元，我们姊妹几个，每人凑几十元就齐了。

　　老父比我们更坚决，他说，我身体好，整天没事做，闷得慌。退休了，就是普通工人，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，多200元总比没有强，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

　　他于是就成了宿舍区的看门人，每天，他先于人们上班前就早早的打开大门，白天，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，凡进入宿舍区的陌生人，他都会仔细的盘问，由于大门离家很近，中午，老父盛满一碗饭，也不离开大门。没有一个人嘲笑他，人们下班时，都热情的和他打招呼，他也乐呵呵地和每个人搭讪。这一工作，他做了约三年，直到他确诊得了糖尿病。

　　2000年，老家乡下来人，因修建一条水泥路，向父亲求援。那时，父亲因病已行走不便，生活也很拮据，他听后，二话不说，从工资里拿出八百元，并要我们几姊妹都无条件的捐钱。那次，我们全家共捐五千元。

　　即使离开小山村多年，他总是和那生养他的故土割舍不断，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它。

　　老父一生，个人生活习惯极好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也从未进过娱乐场所。奇怪的是，他的两个儿子，都有很大的烟瘾，一个还有大酒量。他曾几次劝我和小弟不要抽烟，见没有效果，就把他厂里试机的烟买了，送给我，并瞩我少抽。

　　他最见不得赌博者，可倍，我那弟弟就是喜欢赌。一次，弟弟正在与人打牌赌钱，被老父查到，他走上前去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是两巴掌，打得弟弟抱头而逃，那时，弟弟是刚结婚。

　　后来，我们教会他打麻将，春节，一家人就搓几圈，他就给每人发几十根火柴梗，输了，就给一支，几圈下来，大家都打哈欠，兴趣全无。只有他一人乐此不彼。

　　父亲殁于2003年的初春。脑中风，得病既封口，在医院挣扎二十八天，未能留下片言，但，我从多次的观察中，明显的感觉到，他对生的渴望，对生命的留念。

　　他的遗体安详地躺在殡仪馆一号大厅，无数的人来吊念他，烟机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掉会，会上，还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，老家乡下几十个乡亲，专程赶来，用松枝和竹条做了一个巨大的花圈，上书“廉如松竹”。那一刻，泪眼朦胧里，我仿佛看到，家乡小山上，成片成片的松树和翠竹，她们挺拔、高大,四季常青，备受人们喜爱，正如我老父清廉的人生。  （王宁）